Bitget下载

注册下载Bitget下载，邀请好友，即有机会赢取 3,000 USDT

APP下载   官网注册



日本、澳大利亚、丹麦等国的基础养老金投资出现亏损的消息近来相继被爆出，显示了全球经济放缓、俄乌冲突、美元加息等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日本为例，负责该国基础养老金投资事宜的GPIF是全球最大体量的养老基金，仅今年第一季度便亏损超过1750亿RMB。不过从2001年成立以来，GPIF也曾经历数次亏损，整体上其平均收益率稳定在3.56%，目前GPIF总额约合9.4万亿RMB。

之所以要将基础养老金进行集中投资，就是为了弥补未来的养老金收支缺口，这在国际已是惯例，也称为养老金入市，由此也可见随着老龄化、少子化趋势难以阻挡，基础养老金缺口日渐增大将是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压力。

在早前文章中，新龄观已经介绍了我国（点此阅读）和新加坡（点此阅读）的现行养老金体系，本文我们将继续介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所采用的养老金体系——“现收现付制基础养老金+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的三支柱养老金模式。

以下整理了一个粗略的时间线，方便读者大体了解全球养老金体系的发展轮廓。


从时间线我们可知，养老金制度在全球至今已有133年发展历史。

早在德国于193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前（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俾斯麦政府就在1889年建立起了全球第一个基础养老金制度，以团结日益壮大的工人力量。

二战后，福利制度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为收获选民支持，西方各主要国家纷纷建立起了现收现付的基础养老金制度。

随着各国老龄化趋势加剧，现收现付制的弊端逐渐暴露，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新加坡主动选择避开，并如前文所言，跳出了将老龄化压力试图通过代际进行转移的模式。

而采取现收现付制作为基础养老金筹资模式的国家，为了寻求出路，则从20世纪70年代起纷纷发展起了私人养老金（包括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作为基础养老金的补充；基础养老金所占比重随之日益降低，以减少国家的财政压力，将养老责任由国家转移到个人手中，和新加坡的养老制度达成了殊途同归的结果。

随着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发布，我国也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虽然相比西方国家我们的步伐已经稍显晚了：

根据时间线图，美国早在进入深度老龄化前50年就已经建立了三支柱的养老金体系；

英国几乎在迈入深度老龄化的同期就着手建立了三支柱养老金体系；

而我国去年底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4.2%。



01

历史：养老责任从国家到个人的转移


20世纪70年代，由于经济增速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经济危机、财政危机、效率危机、社会矛盾等问题相继在西方社会涌现，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受到了批评：一是代际转移支付在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不可持续；二是公共性质的养老金鼓励了人们“搭便车”的行为，既不公平也无效率。

养老金经济学家Robert Holzmann认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于养老金财政的挑战无外乎提高缴费、降低给付、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这三种措施。

各国也的确是围绕上述三种措施来具体展开行动的。

以我国为例，从2011年的社保月缴费基数下限为1680元到如今，过去10年间北京的社保缴费基数已经上涨了3.5倍。

以日本为例，过去2年日本连续下调养老金的领取额度，从今年开始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到手数额将永久下调0.4%。

再以美国为例，其正常退休年龄为67岁，为鼓励延迟退休，如果从70岁开始退休，那么每个月就可以拿到132%的基础养老金；如果从62岁提前退休，则每月的基础养老金要打7折；以此类推，每推迟一个月领取，打的折扣就少一些。

但是，上述三种措施到底还是修修补补而已，难以真正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以及长寿等多重因素共同叠加造成的冲击，于是各国纷纷开始发展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制度，以应对养老危机。

在此背景下，1994年，世界银行也提出了著名的养老金“三支柱”方案，主张通过社会养老金的私有化改革——即建立强制性的企业年金制度和自愿性的个人储蓄补充，来降低基础养老金的权重。

目前，各主要国家的养老金方案基本都是按照三支柱进行设计。

以美国为例，其第一支柱为OASDI，包括养老及遗嘱保障（OASI）和伤残保障（DI）；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其中最著名的即为401K；第三支柱为个人养老金，即IRA。

我在读《英国养老金制度变迁：从撒切尔到特蕾莎·梅》一书时发现，作者特地将多支柱和多层次进行了区分。

书中认为，多层次强调的是纵向延伸，多支柱强调的则是横向拓展，二者需要共同发展。

如果过分强调多层次，就会形成层次越低地位越重要的理念，那么高层次的发展就需以低层次的完善为基础，这意味着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的发展是受限制的，并进一步导致基础养老金承受着巨大压力。



02

比较：美国养老金的三支柱是什么样子？


西方各国的三支柱养老金模式已经发展数十年之久，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参照。

从比例来说，援引《时不我待：我国三支柱养老体系建设》调研报告，截至2019年，美国的第一支柱（2.3万亿美元）、第二支柱（19.14万亿美元）、第三支柱（13.3万亿美元）养老金占比分别为10%、54.11%、35.89%。

对比来看，根据《202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1年末，我国第一支柱（6.4万亿RMB）、第二支柱（4.4万亿RMB）、第三支柱（暂时忽略不计）占比分别为60%、40%。

从总额来说，美国2019年三个支柱的养老金总额是当年GDP（21.37万亿美元）的1.65倍。

对比来看，我国2021年三个支柱的养老金总额只占当年GDP（114.37万亿RMB）的9.4%，而且我国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约为美国的3.7倍。

可见，未富先老、养老金过于倚重第一支柱，是目前我国养老金体系面临的主要压力。

仍以美国为例，如果只依靠第一支柱养老金，其替代率仅在40%左右，完全无法保障退休后的正常开支；如果像缴纳第一支柱养老金一样，按时缴纳30年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养老金，那么等到退休时，个人养老账户里便积累了百万美元（按6000美元/月的收入中位数来算），基本能够保障有质量可持续的晚年生活。

而按照新龄观之前的测算，15年后我国第一支柱养老金的替代率仅为30%左右，因此能否及时合理地规划和筹集个人养老储备将决定着国内1980年后出生人群的晚年生活质量是否有着落。



03

探路：多支柱养老金如何形成？


任何国家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建设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养老责任从国家转向个人，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只需“无为而治”，整个养老金体系的建设、完善与维护仍然需要国家去铺路、推动及起到监管之责。而只要政府将铺路、推动和监管的职责做好，市场之手将会接着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起来。

根据《英国养老金制度变迁：从撒切尔到特蕾莎·梅》一书，其从国家承担养老责任的福利制度发展为个人承担养老负责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经历了30年的碎片化改革。

其中很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就是舆论造势，由政府和专业机构发起话题、推出研究报告并引发民间讨论。

英国在1981~1982年就开始这么做了，并掀起了私人养老金发展的序幕。

由于日本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发展不够充分，民众也普遍缺乏危机意识，2019年，日本金融厅发布了一份长达51页的报告《老龄社会下资产的形成与管理》提醒民众：一对领取退休金的日本夫妇（65岁男性、60岁女性）需要准备2000万日元（按当时汇率合计约130万RMB）的资金才能足够支撑养老开支。

根据这份报告的测算模型，假设这对夫妇需要养老30年，则平均每月开支与退休金相比存在5.5万日元的缺口。报告还特别指出，测算资金缺口时还没有包括晚年阶段入住养老院或请人长期照顾的费用。

该报告一经发布旋即引发了日本社会的普遍焦虑。根据日本BIS证券发布的数据，报告发布一周内，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开户数量同比上升30%，证券账户新开户的数量同比上升15%。

当民众的认知被打开后，就需要相关制度将民众的养老筹资需求承接落地。

此时，配套的激励措施十分重要，主要的激励手段即给予税收优惠（以税收递延EET或收益免税TEE为主），强化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的吸引力，这也是让美国401K和IRA颇受民众欢迎的原因。

与此同时，监管也十分重要。

首先就是对于基础养老金的监管。在介绍新加坡养老金体系时我们说过，新加坡专门立法要求政府不得挪用基础养老金；在介绍我国养老金体系时我们也提到，初期的监管缺失导致我国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至今仍未化解。

美国也是如此。

根据美国法律，该国基于第一支柱养老金成立了OASI基金，由美国社会保障管理总署（SSA）独立管理，托管人则是政府信托基金理事会，将管理人和托管人进行分离；其次，SSA需保持资金收支的独立，不仅OASI基金不会进入国家财政的普通财政税收账户，而是进入专门基金账户，以保证资金账户的独立性，而且OASI基金的核算过程也是独立的。

其次就是对于私人养老金的监管。

1972年，为督促美国国会对私人养老金的管理进行立法，以限制私人养老金被用于追逐高收益而被高风险连累崩盘却不负责任等案件再次发生，NBC制作了一档名为“Pension：The Broken Promise”的短片。

这一标题相当符合我国当下面临的养老金危机。而为了让未来的我们安享晚年的承诺不被打破，当下的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引用任泽平在《日本人口报告：超老龄化少子化、低欲望社会与“失去的三十年”》一文指出“日本给中国的五大启示是：

  • 加快尽早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
  • 加强养老保险二三支柱建设，推动养老金基金入市；
  • 建立强制性护理服务体系，针对护理服务进行分级，扩大保险资金来源；
  • 推动养老观念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加快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鼓励社会资本进军养老产业；
  • 发展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产业，加大养老健康科技投入力度；
  • 加大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从人口数量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