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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明代贵州的平越府，与省内其余各府迥别。平越府在贵州建省后的近两百年间，一直不是贵州省的辖境，而是四川行省属下的播州杨氏土司的领地，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廷以武力征剿，对播州土司实行改土归流后，才将播州杨氏土司的领地一分为二。就其南部近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设置为平越府，并将平越府拨归贵州行省统领。这一置府历程不仅为时甚晚，而且牵动的土地划拨面积也十分辽阔。经过这次土地划拨后，明代贵州行省的版图才首次连成一个整体。因而，对明代平越地区的认识，不能光就平越置府后的情况而论，而必须就置府前的漫长岁月作追溯性的说明。

明代的平越军民府，其辖境相当于今贵州省的凯里、福泉、黄平、湄潭、余庆、瓮安六市县的总和。涉及到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遵义地区的辖地。也就是说，在明代设置平越军民府时，是作为一个整体去加以置府，并一次性划拨到贵州行省。其间的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从今天的视角看，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要弄清明廷为何要将这片辽阔的土地长期归属四川行省？又为何要一次性地划拨给贵州行省？其间必然充满困惑和迷罔，很难一下弄清其间的隐密。除了社会历史原因外，其间最值得注意的是该府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平越置府之前，这片土地犹如一个半岛，嵌入贵州行省东西两大片辖境的中间，将设省之初的贵州辖境拦腰截成两片。平越地区之东，自北向南依次与思南、石阡、镇远的辖地毗邻。平越地区的东南角一直延伸到明代时的苗疆生界。这片生界在整个明代，周边各省的政府官员从未横穿过。这片辖地西邻贵阳府，西南邻都匀府，而贵州行省的政治中心贵州城正好位于这个片区。也就是说，从永乐十一年（1413）到万历二十九（1601），将近两百年的漫长岁月里，贵州省的辖地被平越地区腰斩为二。从东边的一片辖地要到西边的一片辖地去办理公事，都必须两次穿越省界，从四川省借地而过。以至于当时贵州行省西部片区的三大府，贵阳、安顺、都匀三府要与东部六府发生联系，或者省政府向东部六府下达公文，同样得两次穿过四川省界，借平越地区过路。这样的辖境安排，在今天的行政建置中，肯定会被人指责为不可思议的胡闹。然而，这却是明代贵州行政建置上的一大奇观。明廷做出这样的行政安排，既非胡闹又非愚蠢，而是审时度势后一项最聪明的政治艺术杰作。要弄清明廷决策的聪明之处，必须结合这一地区的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特点和民族结构，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

明平越府为何长期隶属于四川而不属于贵州

宋代时，平越地区在政治区位上，属于羁縻州郡都无法有效控制的“生界“地区。在其周边分布着播州、思州、宋氏集团等地方势力。但这些地方势力，谁都不能单独控制这一地区，而是成了他们共同想插手的边疆。这片地区的南部可以和岭南西道的宜山、南丹相通。但这些南方的地方势力，对这片地区，由于路途遥远，山河阻隔，因而鞭长莫及。对这样的政治区位格局，北宋时代几乎不予过问。宋廷南渡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才开始有所了解。直到忽必烈偷袭云南成功后，为了防范蒙古汗国穿越贵州腹地，攻击南宋后路宋廷才开始密切关注这一地段。但宋廷执行的是羁縻政策，加上政治、军事力量又不允许倾全力开辟这一地带，因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借助于思州、播州两大地方势力替自己开路，深入了解这片地区的自然特点、风土民情和战略形胜。宋廷甚至允诺这两家地方势力代替自己规划军事防御，防止蒙古汗国穿越这一地带去偷袭南宋防务的后路。这种假手于人的战略对策，虽说出自迫不得已，但对南宋的防卫而言，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决策致使蒙古汗国，包括后来的元朝，一直不能通过思州、播州领地和平越地区偷袭南宋。然而，这一作法却也导致了思州、播州两大地方势力集团的坐大。这两大势力集团都借助南宋的声威，向南插入平越地区，陆续蚕食这片生界。但两大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却制约了这两大势力挺进生界的方向。大致而言，思州势力最终控制了平越地区的东部，而播州势力则控制了平越地区的西部。正当这两大土司对生界的蚕食过程尚未结束前，元世祖忽必烈已经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元朝。

为形势所迫，思州、播州两大势力集团先后归顺了元朝。元朝按照当时在西南地区推行的土司制度，将这两大地方势力都设置为大土司。但在设置为土司后，思州田氏和播州杨氏的政治倾向却稍有区别。思州田氏土司致力于向东部展拓，目的在于争夺矿产之利。而播州杨氏土司却百般结好于元廷，谋求最大限度的政治支持，以便最大限度的向南方的生界展拓领地。有关史实详载于《元史·杨赛因不花传》。《元史》的记载尽管十分粗疏，但却能借此廓清元代时的播州土司事实上已经彻底控制了平越地区，使这一地区成为四川行省的有效统治部分。可以说，明代的平越府辖境两百多年长期隶属于四川，完全是宋元两代历史过程所使然。

平越地区，在地理区位上也有其特点。它的核心地段正好位于乌江水系和沅江水系的分水岭上，这道分水岭从西向东延伸，将平越一分为二，北部属于乌江水系，南部则属于沅江水系。这道分水岭海拔虽然不高，山势也不算险峻，但周边都没有可以通航的河段。因而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远离发达地区的边缘地带，有效统治的难度极大。播州杨氏土司，完全是凭借长期的历史积淀，费尽移山心力，才最终蚕食这片生界（播州杨氏是唐僖宗时代应募进入播州，逐渐成长为地方势力的汉移民集团）。平越地区位于分水岭以北的地段，东临梵净山山系，但这一山系在元代时，已经包围在思州土司田氏的领地范围之内。梵净山之东属于沅江水系，梵净山之西则属于乌江水系。平越地区的西侧也有一道南北向的山系阻隔，这就构成了播州杨氏领地和水东宋氏领地的天然分界。也就是说，平越地区的北部三面环山，是一块插入崇山峻岭之间的稍微平缓大楔子。

平越地区的南片，地理结构却有所不同。从其间的分水岭出发，向东、向南都无大山阻隔，局限仅在于河流短，水量小，完全没有航运之便。从这道分水岭出发，很容易插入位于东南方的大片苗疆生界，但在这片生界内由于高山深谷相间，建构连片的稻田极为困难，因而在明代很难在这儿形成较大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因而，尽管已设置土司实施间接统治，但这一地区无论是土司，还是卫所，乃至行政机构都很容易遭到生界内苗族的袭击。因而在明代，这一地区战乱频繁，这不仅是民族问题，还与特定的地理结构有关联。总之，以分水岭为界，平越地区北部属于乌江水系的那片辖境，尽管在早年也是生界，但经过播州杨氏土司的长期经营后，在整个明代显得相当稳定，行政建置也容易完善和健全。造成这一格局的底层自然地理原因，正在于，这一地区容易开辟农田，汉族移民容易在这儿定居。分水岭以南的地带，尽管播州杨氏土司也经历了艰幸的努力，但自然条件不利，无法建构连片稻田。因而不管是行政建置，还是经济实力都相对滞后。但是在明代，南部片区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进入贵州腹地的驿路主干线从这儿穿过，而维持驿路的经费和维护驿路的安全，明时的贵州省都承担不起，这就是这一地区，长期不允许拨归贵州统辖的原因。

地理区位的过渡性必然导致民族文化构成的复杂性。整个平越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民族迁徙的走廊。众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都曾在这一地区过往，也曾在这一地区相机定居下来。以至于明廷接管这一地区时，这里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大拼盘。就民族构成种类而言，主要的世居民族有四个，按人数的多少依次为土家族、苗族、仡佬族和布依族，而其中对明廷构成重大压力的则是苗族和布依族。明廷接管之初，这一地区几乎没有稳定的汉族居民，但在明代经营的两百多年中，汉族居民人数一直呈稳步上升趋势。到明末时，这里已经成为贵州省内汉族人口比率最大的一个片区。不仅民族种类多，而且各民族内部的差异也十分明显，其中尤以苗族为最。在这一地区苗族人数比率虽然不大，但却包含着苗族的若干个支系，它们分别是通用苗语中部方言的“黑苗”支系（注意这些名称均出自明代文献，不是当代的规范术语），这部份苗族又与明代贵州最大生界内的苗族属于同一支系。因而，在明代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来自该支系苗族的威胁最大。其次是操苗语西部方言惠水次方言的“东苗”支系。这部分苗族居民在平越府内居住十分分散，人数不多，但却与贵阳府境内的“生苗“区内的苗族属于同一支系，因而贵阳府与苗族之间的军事冲突往往会牵连到平越来。平越境内的这部分苗族，也往往会袭击贵阳地区的新添、龙里等卫所。第三是操苗语西部方言罗泊河次方言的“西苗”支系，或称“紫姜苗”支系。这部分苗族居民聚居于平越西南角的杨义长官司领地内，该土司的领地之南则是“西苗”的大片“生界”。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西苗”支系居民，分散定居在平越府的“亲辖地”内，以及平越和都匀两府的毗邻地带。第四是平越府内特有的苗族支系，是操苗语西部方言重安江次方言的“仡头”支系，这部分苗族密集定居于平越南北两个片区分水岭的东段。这个支系的苗族在明代还有一些异称，比如被称为“木老”、或者被误称为“仡佬”。这部分苗族对明代平越地区的安定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因而发生在平越地区的苗患，在理解史料和使用史料时，都需要认真的分辨，否则很容易张冠李戴。

这些世居少数民族的生计方式反差很大，其中最容易与汉族兼容接轨的是布依族。明廷接管平越地区时，这里的布依族已经完全进入了定居农耕时代，村落高度稳定，土地已经彻底开辟，明廷很容易将他们纳入编户齐民的统治规范。他们提供的粮食税收则构成了明代维持平越地区行政、军事建置和驿路畅通的物质基础。但过重的赋役负担，又容易激为民变。布依族在军事组织能力上，远远超过苗族各支系，而且与苗族各支系又有历史久远的交往关系，以至于明代平越地区的多次苗患，不仅有大量的布依族参与，而且参与的布依族总是扮演首脑角色。这给明朝行政机构和军事设施造成的威压也极为严峻。光“香炉山”一地，在明代就打了三次大战，其中两次就是由布依族头领统率，并有大量苗族参加

各支系的苗族在明代都是靠狩猎采集兼刀耕火种的方式为生，他们能够形成的产品，规模小，种类多，不成批量。按照明朝的税收制度，根本无法兼容，以至于整个明代一直未能对他们设施有效的户籍和里管理甲编制。他们不管是在土司区，还是在生界，都游离于行政建置之外，从而构成明廷行政管理和军事安全的重大挑战。苗族的生计方式还派生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特点，那就是社会聚合规模不大，居民聚落具有流动性，加上支系纷繁，都给行政管理造成了重重的困难，难以找到理想的代理人，难以找到可靠的翻译，更难以使他们定居下来。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看，明代平越地区的军事设施和明廷官军，很容易遭到他们的袭击，但明代官方和军方对他们的了解几乎一无所知。相反地，这些苗族居民由于有同胞作眼线，对明代军事设施的虚实一清二楚。平越地区的平越和兴隆两大卫所，事实上从未真正控制过他们。但他们内部也有一定的区局限，比如，属于“西苗”支系的苗族，在明代时，有不少人就曾经当过兵，接受汉化。再如“仡头”支系的苗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明廷配合。真正对平越地区的行政、军事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是“黑苗”支系。关键在于“黑苗”支系拥有大片的“生界”，“生界”不仅是明代行政管理的死角，也是明人观察的盲区，明代贵州军事安全隐患正来源于此。平越地区的仡佬族数量不多，居住地边远，社会聚合规模太小，对平越地区的行政建置威胁不大。仡佬族和苗族一样，也是靠刀耕火种为生，但更加倚重狩猎和采集。

土家族的情况则较为稳定。明代时，平越地区的土家族已经完成定居，从事稻作和旱地农作为生，这十分有利于明廷的行政管理。平越置府后，府、州、县三级行政建置能够很快配套齐备，都得力于土家族地方势力的长期积累。因而除贵阳府外，仅平越府的行政建置能做到这一步。此外，土家族的生计方式还有另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蓄牧业比汉族发达，这对于支持明廷在贵州省的军事存在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明洪武十四年（1381），西征云南时，包括平越在内的播州，一次就能给军方提供三千匹战马，这在当时确实是一项极其难得的重大支持。

明廷设置平越府并将其拨给贵州统辖的原因分析

正因为平越地区的社会历史、地理区位和民族构成都有其特异性，才使得平越地区长期只能归四川统领，而不能拨归贵州统辖。明廷做出这样的特殊决定，并为之坚持执行了两百多年，有其深远的考虑和通盘的权衡。原来，明廷收复云南后，为了守住云南，就必须经营从湖南经过贵州直抵云南的驿路主干线。这条“孤悬一线”的驿路，要穿越在明代时尚属地脊民贫的贵州地区，不仅兴建驿路难，维护驿路畅通更是难上加难。贵州设省前，朝廷必须直接划拨大笔的经费维持驿路，还得沿驿路设置卫所，屯戍重兵加以保护。人力、物力、财力消耗之大，任何一个行省都承担不起，更大的麻烦还在于，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由谁来统管，这乃是永乐十一年（1413）必须设置贵州省的原因之所在。然而，贵州省的设置，只能改善人力、物力、财力的行政管理，短期内绝对不可能扭转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这就迫使明廷不得不对这条生命线驿路的维护作了最灵活、最明智的安排。

明廷将这条漫长的驿路分成了三段。东段从湖广的沅州出发到偏桥卫的防区为止。驿路穿越的地带，在行政上归贵州省统辖，在军事上归湖广都司负责，军费由湖广行省支持，以减轻贵州省的财政压力。贵州行省的职责仅在于组织力役，维护驿路畅通，财政不足的部分则通过其他行省“协济”加以补足。而将最花钱、最费人力、风险最大的驿路保卫任务交给湖广行省去承担，以减轻贵州这个小省的财政、经济压力。从偏桥卫防区起到平越卫的防区止，属于驿路主干线的中段。这一地段全部处于平越地区。平越以西的驿路西端，才是贵州行省全权管理的路段。

为了减轻贵州省的财政压力和军事压力，明廷对于平越地区的驿路，作了如下安排。驿路所过的地段，在行政上归属四川行省所辖的播州土司统管，责成播州土司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维持并运转这一驿路路段，不足部分责令四川行省全额补足，以此大大减轻贵州行省的财政压力。但又考虑到平越地区对四川行省而言，实在太偏远。若驿路受到袭击，调兵应对往往会贻误战机。因而，将平越路段上的军事靠山兴隆卫、清平卫、黄平守御千户所交由贵州都司统领。军事给养不足时，则责令湖广、四川、云南三省协济。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明代贵州行政区划的重大特色。长期作为四川辖境的平越地区，就这样插入了贵州东西两片辖境之间，将明代的贵州行省的辖境横截为东西两片。从今天看来，这样的行政区划，尽管不可思议，但综合明代贵州上述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和民族关系，可以看出明廷做出这样的行政区划安排，不能不说是一件精明的政治艺术杰作。等到平越地区有了较大发展，财力初步雄厚后，朝廷又借助“平播之役”的胜利趁势设置平越府，并将平越府拨归贵州行省，以此结束贵州省辖境东西分离的局面。

从大局上看，最佳的决策在局部上却隐含着无穷的混乱和艰难，明代在平越地区的行政建置就是如此。由于行政管理要牵涉到两省，以至于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很难做到应对及时，更难于切中要害。平越置府之前，辽阔的地域上完全没有设置过规范的国家行政机构，孤悬在土司领地上的平越、清平、兴隆三卫却要全力承担整个地区的防御任务，又得保卫驿路主干线的安全。这种失去行政依托的纯粹军管，对这三个卫所而言，意味着得承担极大的风险。在置府前的两百多年间，这三个卫所几乎是每十年都得承受一次重大的冲击。其中，受害最深的当属正统末年的苗乱。平越卫和周围的新添卫、清平卫被围半年之久，卫所逃散的军人超过九千。也就是说，平越、清平等卫的在编军人逃亡数超过了百分之八十，这在明代贵州的卫所建置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其损失仅低于“奢安之乱”时的贵州卫和贵州前卫。明廷并非不想在这一区段内尽快地设置地方行政建置，可是困难却在于，这一地区必须全力巩卫的驿路主干线周围，恰好处于湖广、四川、贵州、广西四省的交界地带。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初具规模的居民聚落，也没有成规模连片的牧田。强行设置地方行政建置，找不到着生点，因而不得不以军管作过渡。另一方面，驿路主干线穿过的这片地区，不仅地形破碎，山河阻隔，而且民族众多，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很难找到理想的代理势力。这是因为，这片土地名誉上一直由播州土司杨氏代理，但这一地区却远离杨氏土司的腹心地带，距离播州宣慰司的治所直线距离都超过二百五十公里，对杨氏土司来说也往往会鞭长莫及。因而，听任这一地区长期未设置地方行政机构，完全不是明廷决策的本意，而是历史与自然环境所使然。

要对付这一局面，明廷的决策别无选择，只能强化对播州土司杨氏的控制，对播州土司杨氏实施最大限度的放权。而播州杨氏土司在明代初期，也基本上能够尽责职尽责，最大限度地稳住了平越地区的局势。特别是在控制“生界”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明廷也因此放手让播州杨氏土司，以凯里为基地对南部的大片生界施加影响。这就是形成了明代贵州土司管理中的又一大点，贵州境内的各土司，无论势力大小，其领土在明代都受到严格的控制，不允许他们私自开疆拓土，表现为各个土司的领地只会因为土地的征拨、行政的改置而逐步缩小。只有播州杨氏的领地在弘治以后，还持续地划入了一部分从生界获得的土地。就在杨应龙叛变的前夕，杨应龙的父祖两辈还在凯里方面屡建战功，而获得了不少土地。当然这一成果，在以后的杨应龙叛变中，播州的反叛势力也得到生界黑苗的支持，给明廷平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平越府设置拨给贵州统辖的影响

平越府的设置，从“改土归流”的角度看是一项重大的成果，但从行政设置的角度看，仍然感到美中不足。具体表现为，尽管平越府管辖着当时贵州省农业基础最好的地区，里甲民户数又数全省之最，但这个府依然是一个空壳府。府所在地依然只能亲辖两个长官司，即凯里长官司和杨义长官司，以及原平越安抚司的领地。首府未能设置首县，全府仅单领州，即黄平州。黄平州同样无法设置首县。全府中里甲民户最多的是三县，即，湄潭、瓮安、余庆三县，黄平州对这三县也只能实行遥领。也就是说，在平越军民府，朝廷特意设置的政治中心平越府治，远离经济中心，仅仅是处于驿路安全的需要，而紧靠驿路设置府治，并将府治置于平越卫卫城内。朝廷特意设置的另一个行政中心，也就是黄平州，也属于类似的状况，同样远离它所治理的经济发达区。这种府、州、县三级都是单线联系的格局，在行政管理上自然会有诸多不便，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以及支持驿路运转费用与经济中心的错位，在平越府表现得极为突出。这样才使得明廷最终只能把行政设置的目标集中到驿路安全上，而逐步地放缓了有效的行政管理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需求。可以说，平越府的建置，是另一种情况的畸形产物。表面上看，平越府与贵阳、都匀、安顺各府互有区别，但在决策因素的首选上却是一致的，都得服从驿路干线的维护。

明代的平越府，行政管理上的敏感地带有四处。一是凯里。凯里是播州杨氏土司新获得的领地，并由自己的亲属任凯里安抚使，但因为这片土地直接紧邻生界，因而在明代都匀、平越、镇远三府的众多战乱都要牵扯到凯里安抚司的领地。二是香炉山。香炉山多乱，一则因为它离驿路主干线太近，南临清平卫，因而地理区位险要。二是因为它的特殊地理结构，香炉山四面陡绝，仅有一条路上山，山顶宽阔，可以长期坚守。致使在明代时，临近各少数民族居民反明，一旦失利都要退守香炉山，前后三次香炉山之战就因此而来。三是重安江。原因在于重安江是清水江中游的一个水陆码头，又是最便于渡江的天然渡口，因而商贸繁荣，管清水江航路未通，但重安江在当时已经十分富庶，与周边地区相比显得十分突出。这就会导致三个后果。其一是重安江最容易遭到攻击。其二是生界内苗族的出动，往往会以此作为偷袭的前沿阵地。三是在这一地区明廷用兵要受到自然环境的阻碍施展不开，反明势力很容易通过这里而逃遁，以至于难以追捕，加上这一地区是“仡头”苗族支系的聚居带，更增加了明廷控制重安江局势的困难。四是杨义长官司的领地。原因在于这片领地的南面是大片的“西苗”支系苗族的生界区。不过由于杨义长官司领地偏离驿路主干线和卫所，因而事端虽多，但对明廷的威胁不大。随着平越府的设置，杨义司南面的生界也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明史·地理志》对平越军民府地理沿革的记载，错讹较少。一方面得力于播州土司长期经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平越府的特殊政治区位，使得周边的广西、湖广、四川、贵州各省都密切关注这一区段，各省的重复记载较多，编史的时候，参照材料较为丰富，只要认真核对出错的机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