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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勤，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博士。出身于上海古玩业世家。业余喜爱古陶瓷杂项收藏鉴赏，系中国古陶瓷学会首批会员。

民国收藏往事——我的曾祖父朱友樵和通运公司古玩业旧事(下）

朱 勤

清末民初的南浔，是丝绸业富商汇集的重镇，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之说，张静江家族排名第二。他早年因病跛足，人称“张跷脚”，见科举无望，他父亲帮他捐了个四品候补道的头衔。一九零二年，作为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其七女儿孙用番即是张爱玲痛恨的那个后妈）的随员，以商务参赞的身份到了法国巴黎。他极具商业头脑，不久便做起中法贸易来，以经销丝绸、茶叶为主。辛亥革命前后，张静江打算把丝绸、茶叶等传统的家族生意扩展到利润较高的古玩领域。这时就需要一个通晓古董行业的人来经营管理这方面的生意。因张静江是庞元济的外甥，当时就找到了我的曾祖父朱友樵（上篇介绍过仪古斋常年为庞元济收购古旧字画）。

张静江当时是这么跟我曾祖父讲的：“朱先生，你的古董生意蛮兴隆的，很多洋人都喜欢中国的古董。但在上海租界里，洋人的数量毕竟有限，我们把中国的古董直接送到他们家门口去，不是更好吗？” 双方一拍即合。张静江于是就邀请我曾祖父朱友樵参与创办上海通运古玩公司，并担任公司经理来掌管古玩业务，根据相关资料研究可知，那年正是民国第一年（即1912年）。这家通运公司的位置，在河南路靠近广东路的地方（以前有老周虎臣笔墨店，今天威斯汀大酒店的北部，附近有太平洋咖啡)。大约一两年之后，通运公司又搬到河南路靠近南京路的位置。

上海通运古玩公司成立的当天，全体人员在附近照相馆拍了张合影。后台老板张静江并未在开张之日露面，所以不在照片上。事实上，张静江平时基本不参与公司业务。照片上大约有十几个人，坐在前排正中间留着胡子，且年纪看上去比较大的是我曾祖父朱友樵。

照片正上方写着上海通运古玩公司全体同仁之类的字样，我清楚记得照片没有注明日期。在文革中这张照片左边被我祖父用剪刀剪去一条，少了几个人。多年后我就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照片上原来还有戴季陶和陈英士两位国民党要人，文革时期怕引祸上身，所以干脆剪掉了，现在看来有点可惜了。祖父还告诉我，戴季陶那个时侯并不叫戴季陶。因为他在报纸上大骂袁世凯，惹了麻烦，被张老板安排到新开张的通运公司来避风头。因为新公司人员比较杂，互相不熟悉，所以混在里面不容易引起外人瞩目。祖父说他当时年纪尚小，但还清楚地记的那两位经常躲在店堂深处的角落商量事情。不久以后（大约三个月的样子），他们就离开了。

▲图2 戴季陶（1891年—1949年2月11日），初名良弼，后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国近代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人物。

▲图3 陈其美（1878年1月17日—1916年5月18日），字英士，号无为，浙江湖州吴兴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同盟会元老。在辛亥革命时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

我查了一下相关背景。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日，二十三岁的戴天仇（后来的戴季陶）在上海《民权报》发表一篇只有二十四个字的短论《杀》，一连用了四个“杀”字。“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之后，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罪”提起公诉。被戴声讨的唐绍仪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天仇说话: “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六月十三日，租界会公开作出宣判: “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最后以“罚洋三十元”结案。

▲图4 唐绍仪（1862年1月2日—1938年9月30日），字少川，广东广州府香山县（今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人，清末民初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民国时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

唐绍仪是“仪古斋”的常客，民国初年，当时上海大街上还都是马车、黄包车、甚至轿子之类的交通工具，唐绍仪是最早坐汽车来的，后面还跟着护弁。那时候唐绍仪大概刚开始对古玩产生兴趣，经常拿东西来店里问：“朱先生，你看看这件东西怎么样？”我曾祖父都会一一仔细解释给他听。后来，群玉林的王老板跑来打招呼，意思是说有些东西不必那么认真，装装糊涂就算了。我曾祖父婉言拒绝：“唐绍仪来头那么大，我怎么敢随便糊弄他呢？”

照片上除了我曾祖父，还有我曾祖父的大徒弟，即我祖父的表兄董汝林（读音）。著名的古董商卢芹斋不在照片上，其他如管复初、李文卿、姚叔来等重要人物据我祖父说都是后来陆续加入通运公司的。卢芹斋，据他自己介绍说他原本是清国领馆里的西餐师傅，因通晓外文，所以被张静江聘用为通运公司在法国的负责人。上海方面负责进货，他在法国出货。

我祖父说，卢芹斋在上海通运古玩公司刚开张那阵子，对古玩生意并不熟悉，所以三天两头到我曾祖父处请教疑难，主要是询问账目上的某件东西是怎么回事，后来业务娴熟了就来得少了。多年后和卢芹斋一起开“卢吴公司”的吴启周，原本是张静江家族典当铺子里的朝奉先生（在古徽州地区，“朝奉”相当于“先生”的意思，由于各地大多数当铺都是徽州朝奉所开，所以“朝奉”索性成了当铺掌柜的统称），所以转入古玩行业并没有太大障碍。

早年他们两位看上去都是替张静江工作，所谓“卢吴公司”，应该是后来的事情。在上海博物馆的卢芹斋档案中，包括四份早期的（一九一二年年底至一九一三年年初）进价出价单子，现在被个别文章解读为卢吴公司的账目。从时间和经营金额来看，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通运公司的货物。例如：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伦敦拍卖账目，法语标出买入价一百零一万五千一百八十五法郎，卖出价两百零四万九千一百四十五法郎，“毛利”为一百萬零三千九百四十法郎，一战之前的百万法郎金额甚巨，当时恐怕只有像张静江这样的财阀能有如此实力。

▲图8 商代晚期 皿方罍 1919年出土 姚叔来、卢芹斋、包尔禄、日本浅野梅吉、新田栋一等经手收藏 2014年皿方罍器身与器盖身首合一，入藏湖南省博物馆

通运公司开张后，有几个“仪古斋”中的学徒也到公司帮忙，公司职员们也就跟着这几个学徒一起称呼我曾祖父为“先生”，相当于现在“老师”的意思。不久，张静江的妻弟姚叔来也加入到公司中，因为他是老板的亲戚并有意栽培，所以正式地拜我曾祖父为“先生”。我曾祖父的主要工作是看东西和掌握价格。公司里员工有不少，所以具体事情只要吩咐下去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动手。

据我祖父说，管复初的文笔很好，担任相当于秘书这样的角色，平时生意上来往书信账目都是由他负责。替通运公司做过事的还有李文卿。关于李文卿还发生过一件惊险的事情，他家有个蛮大的水晶球，干净无杂质，他很喜欢，所以放在卧室里向阳的地方。哪知道有一天家里没人的时候，卧室着火了，辛亏佣人发现得早，只烧掉一床被子，没有酿成大祸。事后大家议论，很能是水晶球的聚光作用，正好聚焦到床上，把被子点着了。

▲图9 宋代哥窑葵花口盘 姚叔来(姚昌復)旧藏 美国斯蒂芬.琼肯三世（Stephen Junkunc III ）递藏 临宇山人收藏 2004年纽约佳士得中国瓷器拍卖图录封面

▲图10 良渚 人面纹三节玉琮 高10.4、寬13.9、厚13.9 厘米；孔徑6.3 厘米 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 purchased from Li Wenqing（李文卿 上海 ca. 1869 - 1931）, in New York, in 1917。李文卿经手 查爾斯·蘭·佛利爾贈送 美国佛利尔博物馆藏

▲图11 良渚 人面纹单节琮 高4.5、寬7.2、厚7.2厘米；孔徑5.9厘米 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 purchased from Li Wenqing（李文卿 上海 ca. 1869 - 1931 ）, in New York, in 1916 李文卿经手 查爾斯·蘭·佛利爾贈送 美国佛利尔博物馆藏

上海通运古玩公司的开张，可以说是向西方大规模出口中国古董的开端。公司开始时，我曾祖父会经常查看国外反馈过来的销售价格，研究国外的销售状况，以便对进货价进行调正。通运公司财力雄厚，人员也多，不久后便能左右整个古玩市场的价格，处于一种垄断地位，全国各地的古玩流到上海，然后运到海外。

我祖父很多年后回忆说，他见过通运公司那些画人物故事的康熙五彩棒槌瓶、灯笼尊着实精彩，大都陆续飘洋过海去了国外。当然普通货更多，货多的时候，那些瓶瓶罐罐从店堂深处一排排一直排到外面马路街沿上。这些东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包装箱，成批运往海外。我特地问了下当年的收购价格，祖父回忆只能讲出个大概，那些康熙青花、雍正粉彩以及所谓大明彩的民窑罐子大多数失盖，画得普通的大约五、六元，画的好的大约七、八元，但带有原盖的要贵不少，价格至少能翻倍。

通运公司的员工开始都是为张老板做事，等熟悉了业务，摸清了赚钱门道之后，他们就纷纷给自己赚钱了。独立的独立，搞自留地的搞自留地。来远公司和通运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情况比较复杂。作为旁观者，我祖父也说不清楚其中的内情。那个年代并没有“利益冲突”这么一说，我曾祖父的仪古斋也继续开着。

仪古斋中的学徒也会搞各种小动作来赚取外快，典型的即所谓“飞过海”。有一天，龙飞马车行的大班，一个洋人突然来访，那是一个衣着光鲜，态度略带傲慢的绅士。进门摆出一件康熙青花月影梅凤尾尊，问：“朱先生，你看看这瓶是你店里的东西吗？”曾祖父说：“不是。”洋人又说：“这是你的学徒卖给我的，三千元大洋，你知道这件事吗？”曾祖父回答到：“不知道，但按规矩，他收来的东西是应该卖给店里的。”洋人说：“这个人品行不好，不老实。”说罢，登车而去。

▲图13 良渚 兽纹玉手环 高1.3、直徑9.9厘米；孔徑6.1厘米 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 purchased from Tonying and Company, New York in 1917 通运公司经手 佛利尔博物馆藏

还有一个姓朱的学徒更厉害，没满师就出走了。一天，有人来说，看见这小哥在戏院里看戏，左右两边各坐一个美女作陪，好家伙，原来他搞到一只康熙墨地五彩大瓶，卖了一万大洋，从此就不愿意继续当学徒，而是尽情享乐去了。清末民初时，福州路一带集中了很多书铺、报社、茶楼、妓院等，热闹非凡。

▲图14 清末上海福州路（青莲阁为清末民初上海著名茶楼，今外文书店址。据不完全统计，宣统元年上海有茶楼64家，到民国八年达164家）

民国初年，著名的龙泉窑窑址刚被发现，那时候叫余杭窑。因为以前这类宋瓷很少见，基本上只有王公贵族才能拥有，所以买卖差价很大，通运公司在这上面也赚了不少钱。有一次，两个学徒带了大概一两千元去浙江收货，打电报回来说钱不够，上海汇过去一笔，说还不够，又加一笔。原因竟然是，师兄好赌，到乡下开赌台，结果手气不佳，总是赔钱。当第三笔汇过去的钱输掉大半的时候，师弟开始害怕了，所以他们俩就用余下的钱收了点货回上海交差。我曾祖父疑惑问：“怎么才这么点东西啊？”他们回答：“乡下货也贵啊。”即便如此，通运公司最终还是赚了钱。古玩毕竟是不可再生的东西，没过几年，货源数量和质量就呈下降趋势。有人也曾建议搞一些石佛头之类的东西，但我曾祖父朱友樵认为敲菩萨头是“罪过的事情”，不愿参与。

后来通运公司还兼营玉器制作，雇佣一些师傅在棋盘街里加工各种玉料。有一年夏天，某师傅加工一件硕大的水晶瓶，眼看就快完成了，瓶子一端吊在天顶上，另一端由师傅双手捧着用砣车慢慢磨细。 天气炎热，师傅嘴里含了支冰棍吐进吐出，不料想一不小心，那根冰棍从嘴里滑落出来，正好砸在水晶瓶的肚子上，瓶子裂了，师傅知道赔不起，于是放下瓶子假装去上洗手间，悄悄地不辞而别了。

还有一次，曾祖父听了别人的建议，以一万大洋的价格买了一块翡翠原石。在民国初年，这是很大一笔资金。谁知切开一看，雪雪白，这下公司损失大了，我曾祖父有责任的。我祖父记得他爹爹回到家里，连饭都吃不下了。过几天，手下人来说，边上再切看到绿色了，有苗头啦。最后，总算是吉人天相，切出两条碧绿的玻璃种，镶成一个项圈。据说被老板张静江带到美国去卖了十几万美金，大大地赚了一笔。不过经过这么一次折腾，我曾祖父朱友樵就再也不敢用公司资金冒险赌这么贵的翡翠原石了。

一九一三年，通运公司因涉徐宝山案受到了点牵连，袁世凯手下的军阀徐宝山喜欢古董，被陈英士（即陈其美）安排的人以送古董的名义，安了个炸弹炸死了。据说那件古董是通运公司的一支美人霁瓶子。租界上巡捕房几次三番过来调查问话，最后查无实据也就不了了之了。

▲图18 扬州徐园（原徐宝山祠堂） 徐宝山原是出没于长江沿岸的江湖盐匪。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徐宝山被任命为第二军上将军长，所属部队多达两万人众。一时间，成为国内仅次于黎元洪的第二号“辛亥红人”，后叛变革命，拥护袁世凯。

引述蒋顺兴所著的《徐宝山生平》：“一九一三年春天，他(徐宝山)想买一个所谓美人醉的花瓶，古董商吴幕贤与徐宝山是多年的宾主，情谊极厚。徐派吴及艾玉才携款赴沪购买。吴、艾察访到某商人有此花瓶，即写信给徐。吴将信交茶房寄送，茶房却遗丢在茶桌上，而被沪军都督陈其美的侦探窃走。

陈其美便乘机设计除掉徐宝山。他命爆破专家黄复生设计了“花瓶炸弹”，这颗炸弹装在一只木盒内伪装成古董。派一个操渐江口音的少年送到扬州，同时带着一封吴写给徐宝山的信……传事人即将“花瓶”交给徐的差弁高镇清，高便放在徐书室内。次日早八时，徐入室看见花瓶，便命差弁高镇清、王得林开盒。王以盒内为珍贵之品，手不敢用力。徐即吡其靠边站，自己与高镇清同开木盒。徐开盒子时因担心盒动而瓶受损伤，即以腹部抵之。谁知，一开盒烟焰发，弹炸。徐穿肠洞腹，血肉横飞，当即毙命。”很多事情的发生都会有些内在的因果关系。我猜想正是由于陈英士在通运公司躲过几个月，对古玩生意有些了解，所以才会想出“美人醉瓶炸弹”这样的主意。

我曾祖父是纯粹的商人，不介入政治。但他知道，公司赚的钱大部分都用来“支援中山先生革命”的，这里指的是二次革命。上海通运古玩公司是何时散伙的我祖父也说不太清楚，我最近读了一下张静江传，纯属猜测，比较可能的时段是一九一八到一九二零年间。我祖父说，此后老板张静江另外找到了挣大钱的门道，那就是搞证券交易所。

在张静江家族通过开办通运公司，大举进入古玩行业的同时，我曾祖父也“借重”张家的门路开办了“裕和”绸缎店，还在土山湾搞了个铁厂。通运古玩公司结束之后，我曾祖父在交通路上的老店“仪古斋”还开着，但我曾祖父平时不常去。因为以往通运公司的收购价比别人公道，所以不少人仍旧希望将手中的古董卖给我曾祖父。这些人往往不去仪古斋，而是直接找到嵩山路家里来。由于来求售的客人太频繁了，我曾祖父就让账房在门口贴个告示：“请大家每天上午十一点来。”

据我祖父的回忆：客厅中放两张八仙桌，几乎每天上午都有客人来，少的时候桌子上四、五样东西，多的时候两张桌子放得满满当当的。我曾祖父吃过早饭，由帐房先生陪着出来，招呼大家一声。一般熟客会尊称我曾祖父“六先生”。我曾祖父会用一支墨笔，在他想要的东西上逐个写上价钱，绕着这两张桌子走一圈后，自己就回房间去了，余下的事情交给帐房先生处理。客人愿意卖的，帐房当场付钱，个别不愿意的，东西就拿回。当然，帐房先生有一定的自主权，比较好的东西客人如果想多要点价，帐房先生会适当添一点。

我曾祖父在通运公司掌管古玩业务的那些年，工作压力很大，为了挣钱操劳过度，所以未老先衰，五十出头的年纪看上去像七八十岁的老人。我祖父说，在国民党开始北伐的那年（1926年左右），我曾祖父只有五十五岁就去世了。办丧事时，张静江的兄弟作为代表出席（张静江本人不可能来，北伐时他自己父亲去世他都没有去料理）。张家那位兄弟问我祖父，有没有读过当天的字林西报，据说上面登了一则英文消息，大意是说有个做古董生意的老人近日去世之类的话。

我曾祖父去世时，我的祖父还很年轻，那时他喜爱新潮事物，对古董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他一方面守着“裕和”绸布店，一方面把家里的古玩托表兄董汝林（读音）渐渐售出（董的古玩店叫“石林山房”），记得有一件郎窑红观音尊，卖了六百或八百元。后来他重新开始从事古玩生意，解放后又进入上海文物商店工作，那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我曾经买过一本褚德彝（号礼堂）的《竹人续录》。我祖父翻到“竹尊宦竹刻脞语”篇中的一段指给我看：“余在石林山房见一竹制妇人像，以布帕裹首，跨一鹿，衣折极简古，鹿足趾刻“蒋仁”二楷书，与平日墨迹相类。”祖父说这件东西他也在石林山房见过，这是褚礼堂和表兄一起搞的名堂，相当于现在的一条小广告。

和“仪古斋”一样，“石林山房”也慢慢湮没于历史中，近年来，我一直在留意关于通运公司以及我曾祖父朱友樵和“仪古斋”的相关资料，但由于目前发现的资料稀少，我所知道的仅仅是一鳞半爪。

THE END

| 金立言博士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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